“石榴树开花没有规则，不一定先从顶上开，不管上面下面或中间，谁的红满怀了谁就先开。反正常常是一花引得百花开，转身功夫，满树就红火起来，亮丽起来。小青把石榴花看熟了，一眼就能看出哪朵是谎花，哪朵是果花。谎花的花托尖尖的，如同火把的抓手。火把不燃是不燃，一燃花托花瓣就尽力打开，燃得比较充分。而果花的花托圆圆的，从坐花骨朵开始，下面就鼓起一个小胖肚儿。与谎花相比，果花开得有些半推半就，像是有所保留。”
这是刘庆邦的短篇小说《一捧鸟窝》中的一段话，在这篇小说中，整篇的调子就象在请你欣赏一幅优美的自然间静物画一样，作者不急不躁，沉静而不冷漠。从头看起，让人几乎以为这是一篇优美的散文，事实上上好的小说何妨不能用散文的形式去表现去阅读呢。刘庆邦的小说，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他似乎找到了写短篇小说的秘诀，短篇小说就象他家菜园中的黄瓜，随手摘来，顶花带刺，青绿的黄瓜身上还有晶莹的露珠在阳光下闪着光芒。他对自己很有信心，不寻找什么先锋的写作手法，不寻找那些所谓的重大题材，只是在现实生活的菜园子中转悠，象极了一位手眼伶俐的新媳妇，只在自家菜园子中忙活，他知道他有这个能力，写小说上名牌刊物，拿知名大奖。文章上《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就象进他家的小院子，熟门熟路，你翻开哪一年的小说年选，如果没有刘庆邦的小说，如果在哪一年的大奖中，没有刘庆邦的名字，就会怀疑年选没选准或大奖不够份量。没有一个作家的小说能与刘庆邦的小说得奖多相比，他几乎就是一个得奖专业户。为什么呢？
以前我对刘庆邦有些误读，以为他和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作家王愿坚一样，是一个紧跟形势的作家，因为很有一些人就能揣摩当局的意图然后按照形势需要创作出一些既能让读者叫好又能让当局满意的文章，国家大了，什么样的能手不能产出呢。虽然王愿坚的《七根火柴》、《党费》是新中国短篇小说创作中的名篇，但无论在当时还是以后仍然有人并不认可他是位知名作家。
刘庆邦却不是这样，他不跟风，不去写什么重大题材。虽然他在早期作品中尤其是在写那些煤矿题材的作品中有过分关注社会的倾向，比如《晚上十点，一切正常》、《神木》、《幸福票》等，但在后期，刘庆邦早已不再去触及或者说不再直接写那些让人愤慨的题材的小说了，他的小说完全生活化了，却更加地让人感到一种自然的真实美，对生活的真实表现让人心灵更加地震憾。
刘庆邦的小说也与刘绍堂的小说不一样。刘绍堂的小说是天津杨柳青的写意风俗画，大红大绿中有一种喜庆夸张变形的热闹和繁华，刘庆邦的小说是工笔《清明上河图》，一幅幅清晰逼真，无论是人还是物都是呼之欲出，形象生动，是在田野中锄地的农妇，是静静地坐在窗前纳鞋底的大姑娘，是正在小河湾撒网捕鱼的老头，是拴在大柳树下引吭高歌的毛驴。
刘庆邦的小说有以下两点可以学习：
一是他的小说工笔细描画样精致。他把生活经过认真地梳理以后，慢慢地用精细的工笔细描下来，在上面列举的《一捧鸟窝》中，作者先写石榴花，就象鲁迅先生的《从百花园到三味书屋》中描写百草园一样，让人感到自然界的自然美，然后又写小鸟，写这个不知名的小鸟时，用黄鹂、鹌鹑、燕子、麻雀子作比较，一样一样写来，写得有声有色，完全可以先拿给孩子们去读，作为儿童读物，作者好像拿着一个高精密度的摄像机，一样一样地给你拍摄着，又配上优美的画外音，那个效果多好。读这样的小说，让人沉静，让人感到大自然的美丽。然后又写到猫，写到鱼，小说读到四分之三的时候，还不知道作者要表现什么，或者以为作者在表现一种原生态的生活美吧。在小说四分之三的时候，也即只剩四分之一时，才让读者看到了另外的画面，小青的母亲去世了，父亲带回来一个女人，“小龙一直闷闷不乐，眼里好像还有泪光。小青心里也不快乐，但作为一个姐姐，她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弟弟排解排解，让弟弟快乐起来。”
“小龙：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咱家石榴树上搭了一个鸟窝，可好看呢。”
“小龙叫了小青姐，说，姐：你知道就行了，不要再跟别人说。”
这样的小说，不用评论家再说什么，人人都以为很美。如果说小说要有说服力的话，不需要作者站出来说，而要让作品代表作者说话。就象一个色貌绝佳的女子，根本不用自己夸自己有多美貌，美自然而然地显现在那儿。你看孩子们多么向往美好生活呀，生活也确实很美好。虽然母亲去世了，虽然父亲又带回来一个女的，很明显那个女的也不会作孩子们的继母，但孩子们也不会完全生活在阴暗之中，他们有繁花似锦的石榴花，有石榴树上美丽小巧的鸟窝和啼音婉转的鸟儿。
作者把生活细化再细化，他才不会急着一下子把生活一次表现完呢，相对于巨大生活流的小说来说，再多么含量大的小说都无法涵盖巨大的现实生活。刘庆邦确实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他会把生活中的一个事件一点点地拆分开来，一点一点地描画出来，一次集中描绘一个场景一个重心，而这个场景这个重心就像一朵枝叶繁茂的花儿，生机勃勃，绿意盎然。你看他写关于青年男女相亲的小说就很多：2001年在《大家》上发表的《相家》、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的《鞋》、2003年在《山花》发表上的《红围巾》、2004年在《芙蓉》上发表的《眼光》、2006年在《中国作家》上发表的《怎么还是你》，都是围绕青年恋爱写的小说，写出新意对熟练的作家来说并非难事，但是要取得读者的认可以及让《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这样的大牌期刊屡屡选登，却是比较难的，刘庆邦驾轻就熟一般地自由往来在这些大牌期刊上。就在于他能沉下心来，于是一幅幅精美的画面就浮现在你的面前。
艺术美在生活中并不缺少，但不是时时处处都有美的，艺术美与如今的风景名胜一样，你得去发现去表现，就象花儿不是一年四季时时开放一样，你得抓住它，更主要的是你还得要用最佳的表达方式表达出来。刘庆邦的成功之处就是善于用心发现美善于细腻地表现美。生活中的美是山间的野花，埋没在荒草和乱石之中，不认真不细心很难发现别人未曾注意的美，而表现美就更加地困难了，刘庆邦就能做到，他的办法就是认真地用工笔细描的手法把它们绘画出来，当然他知道该画些什么应该怎么画。我所感悟到的就是他不怕别人说他表现手法落伍，一丝不苟地用工笔细描用心地表现生活的细节美。尽管他的笔触好像一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徘徊，但从未让人有那种落伍的感觉，就好比写秦始皇的小说，人们绝不会以为作者就是秦代人一样。
二是作者从没有直接说教，最主要的是作者根本没有打算说教谁。没有过多地考虑文以载道那个沉重的历史责任包袄，倒是作者有意淡化文艺的教化作用之后并未放弃作者的社会责任。但是他有意识地在作品中弘扬美善真，勤劳，善良，坚韧是他表现的永恒的主题。我从去年到今年屡屡提及这些字眼，在大多数同事认可的同时，也受到一些朋友的批评，以为我像个教师爷一样，把自己当成真善美的化身在教育别人。我是这一两年才感悟到真善美在人的生命中的重要和不可或缺，在艺术中的重要性的。美术大师韩美林说他至今创作的一千多幅作品中没有一件是低调的作品。
与其说我是在指责别人，不如说是在自己勉励自己，因为我感悟的太迟，以前在作品中总有一些灰色的调子，时不时地就冒出头来。刘庆邦给我们上了一课。当然提倡真善美并不是简单地把这些标签贴在文章中就行了，你还得恰如其分地做好这件活计，千万别过份地直露。刘庆邦从不这样简单，他就是细心地画出来，他从不谴责谁，从不。他只是娓娓道来，他很相信读者，也很相信编辑，更相信他自己，他从不怕自己的作品卖不出去。
他总是很有耐心地做着他的工笔画的营生，一笔一画，有耐心，也有美感，这样的小说本身就是一种生活风俗画，写好就行了，心里别想着去教育谁，也别惦记着能不能引起轰动，首先你得想到你写得是否准确，你画得画是否美丽。汪曾祺说：生活中哪有那么多的重大事情呢？刘庆邦就知道一个劲地表现普通生活，却表现的那样美好。刘庆邦的这一个精明之处好像与我说的第一个工笔细描是一回事，可也不完全是一样，他在细心地描绘后，总是很自然地让你相信这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他可是真实地画出来的，绝不是他虚构想像的结果。比如在《红围巾》中他写了这样一件事：小姑娘喜如相亲没有结果，喜如以为是自己没有一条红围巾的缘故，她想买一条红围巾，母亲就叫她溜红薯，红薯经过生产队两次挖净后，再溜就太不容易了，小说就写了喜如溜红薯的过程，让这个小姑娘在溜红薯中长成了大姑娘：她说：溜红薯真难啊，当个人真难啊。小说的最后写道：既然溜的红薯够买一条红围巾了，就不必再去溜红薯了。可爹赶集回后，喜如又到地里去溜红薯去了。女儿家的心事让人猜不透，她为什么还去溜红薯呢？
为什么？小姑娘长大了，她知道顾家了。这就是小说的主旨，不需要有多么高深的文章主题。事实上表现一个人的成长也绝非是微小的主题，它才是永恒的主题呢。
我以为河南作家刘庆邦一定是在不停地阅读《清明上河图》，他的小说就是一幅幅局部的《清明上河图》——属于二十一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场景版，把他的所有小说拼接起来就是当代中国农民现实生活长景图。
普通的生活也能出彩，关键看能不能准确把握。刘庆邦的小说读多了，就感觉小说好像也很好写。刘庆邦明显受到汪曾祺的影响，但他比汪曾祺更加地聪明，他因袭上一代的文章模式比汪曾祺要少的多，所以他更加地灵活。这位只有初中文凭的作家自己说他读书不多，所以可以这样认为，他很少受到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的影响，因而他的小说才更加地自如、鲜活，具有一种天然的美丽。
让我们把生活中的最美画出来。像刘庆邦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