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长年于中学谋食，圈子小，社会接触面狭窄，且业余读书写作，恰如麻雀啄食，是不能放心、大胆、专注地去做的。因此，闻知杨光祖教授之名，还不到一年，见面也只有两回。两回见面，皆匆匆未及细聊，但他初步给我留下了平易近人的印象。
    其实，在此前后，我们在网上已有过不多不少的联系和交流。在联系中，我知道了他竟然是通渭人，也算定西老乡，又是我一位挚友的大学同学。于是，还未考虑对方的想法，就迫不及待地要求他给一位爱好文学的朋友的书稿写一篇序。他说不想写。我便找出他关于改善甘肃文化生态、培育文化森林的言论，试图说服他。但他还是决定不写。在交流中，我慢慢感受到了他性格的另一面——独立人格与孤高个性。我又觉得他似乎不是那种很容易和陌生人熟悉亲近起来的人。用杨光祖自己的话说，人和人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一说，倒也大体符合我与人交往“不即不离”的原则。不过我是远远未达到此种境界。这倒无关大碍，重要的是，杨光祖教授的学养、文章、热情、胆识、思想，却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此后，隔三差五地去他的新浪博客，一篇两篇地读他的文学评论。后来感觉不过瘾，便索性将他的论文一篇篇打印出来，慢慢品读。读着读着，便产生了这篇姑妄言之的读后感。

一

　　杨光祖教授对于小说创作，尤其强调“真实性”的原则。
　　众所周知，“真实性”乃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也是文学作品的生命所在。然受作家个人思想、生活、学识、性情及人事诸因素影响，在实际创作过程中，不少作品的“真实性”往往掺了水，混了杂，非生活之本真也。杨光祖所强调的，则是本真的生活真实，任何贴标语、挂横幅、领导点头、他人默许的“水货真实”均要不得。
　　杨光祖教授在《读萧红<呼兰河传>》中论道：“她哪里是‘写’，她简直是把真实的生活搬上了纸面，真实得让人难得呼吸。有学者说萧红的笔下，人与动物没有什么区别，那么活着，那么死了，没有尊严，没有人格，没有性格，没有人的气息。其实，在那广大的农村，人就是如此，还有比这更真实的吗？”对萧红作品真实性的论述，真可谓是一语中的。
　　还是在此文中，杨光祖谈到了著名作家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说道：“……他写的就是我家乡的故事，我就是在那种死亡记忆中长大的，死亡的阴影至今还在笼罩着我。我甚至无法完整地把它读完，每次读上几篇，我就想逃避，就无法读下去了。因为它勾起了我的童年记忆，我人生记忆中最可怕、最阴暗的一部分。”还有什么题材比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更真实的呢？我作为一个定西人，自从一接触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就觉得作者不是在搞创作，而是在为定西的苦难生活拍照，摄像。那种对历史的复原，对灾难的再现，已经取得了震撼人心的效果。“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句便工。”杨显惠先生的作品，正是达到了此种境界。杨光祖教授对此无比推崇，足见其智识慧眼。
　　当然，文学之于生活，毕竟不是客观实录，不是从头至尾的摄像。文学的真实性最终要靠文学艺术的手法来实现，其中细节刻画应当是最为重要的方法了。在《挑战自我和艺术的极限——论马步升的创作及其限制因素》一文中，杨光祖这样讲道：“我看重有细节的小说，我一直认为优秀的小说是由一个一个精彩的细节组成。那一个个日常化的精彩的细节后面是有‘道’的，虽然百姓日用而不知。”可见他对小说真实性的高度重视。
　　这里，杨光祖教授在强调细节真实的同时，提出了一个“道”的概念。这个“道”似乎有点高深玄妙，我个人以为，其中应该包含着对人类现实苦难的关注悲悯和对人类未来的思考，包含着哲学意义上的终极关怀和人类精神苦难救赎的宗教追寻。在《显示这灵魂的深——读张存学长篇小说<我不放过你>》文中，杨光祖这样说道：“一个对‘人生’开始‘省察’的人，最后都会到达‘哲学’那里。我曾经说，苏格拉底的‘省察’，不是所有人都能‘承担’住的。”“可是，对有些人来说，‘承担’不住，你也得‘承担’，这是‘命’。”“所有优秀的作家，不论从哪条路出发，最后都要经过这里。这是军事学上所说的必经之路。”我以为，杨光祖教授在这里深入浅出地所阐释的“哲学”即“道”。
　　在《挑战自我和艺术的极限——论马步升的文学创作及其限制因素》文中，杨光祖写道：“我曾经说过，一个好作家和一个大作家，是有质的区别的。好作家与大作家，相隔一张纸，但要捅破谈何容易！”一部优秀作品要达到“哲学”的境界，绝非轻而易举之事。在杨光祖看来，“达到”与否，恰恰反映出“好作家”与“大作家”的区别。
　　在《文学创作与作家气象》一文中，杨光祖说：“一句话，优秀的文学作品源自作家的气象。没有大的气象就没有杰出的文学作品。”我以为，此处“大气象”也应该属于杨光祖所说“道”的范畴。我个人觉得，杨光祖所说的“大气象”，大概与作家生活阅历的丰富、观察眼光的独到、文化修养的高深、思想认识的深刻、审美能力的高超、创作灵感的充沛以及写作技巧的娴熟等等方面有关。虽然这种“大气象”很难具备，但又绝非海市蜃楼。杨光祖教授看来，曹雪芹、鲁迅“他们那种自我放逐，自我质疑，自我反思，在精神层面不断挖掘，精勤猛进，我们完全可以学习、实践。”与此同时，杨光祖又特别强调，一个作家要具备“大气象”，必须要经过一番极为艰苦的修炼，要经历一个极为痛苦的复杂过程，内心要经常处于一种“自我剖析”的状况。“一个伟大的作家往往是精神世界非常丰富、驳杂、痛苦、艰难，甚至经常处于自我撕裂的过程，这种病蚌得珠的体验是一个作家成熟的必经过程，也是产生优秀作品的前提。”这一番逆耳良言，对一个沾沾自喜、容易满足的作家或有志于成为好作家的文学爱好者，不啻为一剂醒脑良药。

二

　　我们广泛深入地阅读杨光祖教授的文学评论，不难发现，他在鉴赏作品与分析问题时，站得很高，看得很远，想得很深。站得很高，是说他不管肯定还是批评，都是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他在不断渴盼呼唤属于中华民族的伟大作家及伟大作品；看得很远，是说他时刻在思考汉语文学的未来，他的思考往往抵达未来的彼岸；想得很深，是说他很看重文学作品的哲学境界，很看重一部优秀作品的终极关怀意义。正因为如此，杨光祖教授在面对文学作品时，不管是一部长篇还是中短篇小说，不管是一篇散文还是一首诗，不管是名家还是一般文学爱好者，他都敢于直面，勇于批评，而且往往敢于撕破开来说。对于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他就好像一名医术高明的外科大夫，善于诊断，敢于剖开，直抵病灶，施治疗救。
　　在评论张存学的长篇小说《我不放过你》时，他充分肯定了这部长篇取得的成就，同时，又毫不客气地指出，张存学的创作，一直存在“逃避”的问题。用杨光祖的原话说，“……张存学从事创作30多年，他的作品不多，但都是‘逃避’。他一直没有敢在作品里，‘彻底’地‘直面’‘人生’这头‘牛’。”真是一语道破问题的症结所在。
他又进一步分析道：“张存学对自己的人物一直也在‘拷问’，可惜‘拷问’不彻底，在最关键的地方，他总是‘逃避’。这是他小说的一贯情节，也成为他的一种美学风格。这里，是否有汉族文化的中庸思想在作怪呢？这种‘不彻底’某种意义上让我们与世界杰作擦肩而过。”“我曾经说，杰出的作家是把‘人生’‘爱情’等物什剥开让人看。但这需要多大的力量!”杨光祖教授的分析真可谓高屋建瓴，一针见血，对在小说创作上具有远大抱负的作家实在不无启迪。
　　不仅如此，杨光祖在面对著名作家甚至《聊斋志异》《西游记》等古典名著时，也敢于直面，敢于撕破开来说。
　　比如，面对路遥及其作品，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平凡的世界）描写官场，尤其上层官场的失真，是这部小说最明显的败笔，严重地败坏了读者的胃口，也降低了这部小说的品位和整体艺术水平。”他还指出，《平凡的世界》的缺陷还有“爱情描写的失败，人物塑造的随意拔高。”
　　杨光祖还就《平凡的世界》与《人生》进行了一番比较分析，他认为，“……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在字数上远远超越了《人生》，可在艺术上并没有超越，反而有所降低，负面的东西超越了正面的价值，这里面路遥个人匮乏的文化素质、心理结构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人生》在结构上虽然遵循乡村——城市——乡村（失败）的模式，其创作构思明显受到了《红与黑》等名著的影响，语言及叙述修辞也显罗嗦、迟缓……”
　　在论述著名作家的“大精神”时，杨光祖指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就透出一股穷酸气，一种落魄文人的幻想……”在讲到明清小说的结构时，他指出：“我们阅读西方长篇小说，他们的很多作品就直接用交响乐的结构。而中国音乐多短章，像我们的唐诗宋词元曲，虽然好，总感觉太短。中国的明清小说，就结构来说，也乏善可陈。作为章回体的中国长篇小说，其实一直没有脱离‘说书’特色。他们基本还是线性结构，也就是‘讲故事’，故事讲完了，小说也就完了。而且往往故事的高潮过了，小说的高潮也就过了。《三国演义》《西游记》都是半部而已，《水浒传》也是半部，金圣叹就砍成了七十回。阅读《西游记》后半部，那结构的无力、单调、重复，真的让人很失望。”
　　面对名著名人，不迷信，不盲从，不畏怯，理性分析，直指病灶，敢于批判。这种精神风采，难道不正是一个优秀评论家身上应该具备的吗？尤其在评论中国当代小说时，杨光祖往往拿伟大作家及其作品来比照，细致深入地分析我们的作品的不足和缺陷。其关注中华民族文学的发展、渴盼伟大作品产生的赤子情怀，不得不令人感动万分。从这个角度说，我们把杨光祖的文学评论（也包括其它文艺批评，笔者）称作“星空的呐喊”“未来的召唤”，我看也无不可。
　　除此之外，杨光祖教授对文化教育界的一些所谓的权威人士也从不迷信盲从，对他们的文章或言论中的一些错误东西也敢于做出理性分析和有力批判。比如在《读萧红<呼兰河传>》一文中，针对当今社会有些误读甚至肆意贬低鲁迅的言论，他这样说道：“现在很多所谓的教授学者痛骂鲁迅，认为鲁迅给中国人脸上抹黑了，他的中华历史就是‘吃人’的历史，是胡说八道。其实，真正胡说八道的是这些教授学者。他们连真正的中国都不认识，却站在‘高处’，占据着话语权，俨然正人君子。还有一个叫叶开的人，好像是《收获》的编辑，在那里访谈，说阿Ｑ没有典型性，没有什么了不起，是对农民和市民的羞辱。看着这些作家的谈话，真让人感叹，时代进步了，进步得让他们不认识老祖宗了。”对错误言论进行针锋相对地分析批判，充分表现出一个具有良知的学者的精神风范。
　　在《作家主体与文学的生长》一文中，杨光祖教授讲道：“中国作家成天奔波于编辑部与出版社之间，忙于窥测市场走向，如何能写出真正的杰作？因为没有信仰，当然不会有深度张力，不会有自我的撕裂，只看见别人的耻辱而不见自己的耻辱，还往往以真理自居，以大师自许，动辄呼风唤雨，老子天下第一。但一睹权钱名，却尽显谄媚之相。阅读中国人的自传，就是一副很好的‘铜镜’，可以看出他们皮袍下的‘小’来。在他们的自传里，他人皆狗屎，而独有自己一贯正确，未卜先知，鹤立鸡群、世人皆醉我独醒。所以，中国当下文化名人的自传，我翻过之后都有一种呕吐感，深悔浪费生命。而阅读西方文化人的自传，往往吃惊于他们的坦率，他们的敢于正视自己。比如，君特·格拉斯的《剥洋葱》，他就没有掩饰自己当年参加党卫军的经历，而且也丝毫没有夸大自己当年的认识。他当年参加纳粹，就觉得很光荣。这是当时政治、社会氛围下，一个德国青年人的正常反应。直到多少年后，他知道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真相，才开始忏悔自己的过去。而他其实没有杀过一个人，没有放过一枪。可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记里，‘文革’都是别人的错，似乎自己只有委屈、冤枉。除了巴金，没有知识分子愿意为‘文革’承担责任，更休谈忏悔了，‘文革’于是成为了无头鬼，成了一场无人参加的鬼打墙。本来应该作为知识分子自我清洗，自我超越的绝佳机会，就这样滑过去了，‘做戏的虚无党’又诞生了。”真是画出了包括“中国作家”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同时，也揭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病痒。说实话，看到这里，我心里都感到冷嗖嗖的。
　　在《满嘴跑火车的文学史——读孔庆东<国文国史三十年———中国现代文学史全讲>》文中，杨光祖对孔庆东这部学术著作中存在的浮泛、随意甚至错误的一些言论做了入骨三分的分析批判。不唯如此，他还非常善于透过现象去分析问题的本质。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两段，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觉得当前的大学中文系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文学的感觉。”“作为大学教授可以研究，而且应该研究通俗文学、消费文化，但是不能将自己泯灭于‘消费’；作为大学教授，也可以去‘百家讲坛’，但不要把大学讲坛堕落为‘百家讲坛’。读完了孔庆东的《国文国史三十年》，我最想说的，其实就这两句话。因为，学术毕竟不是搞笑，也不是娱乐至死。”对当下文化教育界存在的弊病，杨光祖是一目了然的，而其分析批判更是鞭辟入里，精当之至。我以为，这种精神和他在文学评论中瞭望高地、渴盼世界一流杰作的精神是一致的。
　　除上述所论之外，杨光祖教授还就文艺评论的价值、文艺评论人才的培养、西部文学创作与发展、甘肃文学土壤的培植、甘肃文化生态的改善等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分析探讨，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