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几篇小说为例
    梁弓的《父亲的天安门》（2011年第12期《小说选刊》）这篇小说总的说来还是颇具文学性，只是在描述人民警察这一章节时，我觉得太离谱。警察怎么仅仅听信村主任戴爱民的一面之词就怀疑唐文河偷钱，并把唐强制传唤至派出所呢？其间，警察还对唐暴力相向。在派出所里，警察对他刑讯逼供，追问那三千元的来历，也不尊重唐文河的个人隐私。实际上，现实中的人民警察办案程序绝不是这样，人民警察也不会滥用约束性警械。稍稍用心追问文本情节的真实性，会得出梁弓笔下的警察形象系想象所致的结论。因为《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8条规定，人民警察依法执行任务，遇到违法犯罪分子可能脱逃、行凶、自杀、自伤或者有其他危险行为的，才可以使用手铐等约束性警械。
    金意峰的《祝家庄》（2011年第10期《西湖》）中的“我”大学毕业后待业在家，不经意间被卷进一桩人命案之中。“我”因闲极无聊，遂到河边逛逛，便认识了郑婷婷，且爱上了她。有一天，“我”在练歌房唱歌，结果被一帮人无缘无故地暴打了一顿。祝家庄有人告诉“我”被打的原因，是因为“我”和一个男青年同时爱上了一个叫朱丹丹的姑娘。事实上，“我”根本就不认识朱丹丹。河上漂起朱丹丹的尸体，警察便怀疑是“我”害死了她。警察说：“不是你玩弄她又把她抛弃了，然后她找人在卡拉OＫ厅打了你一顿，你怀恨在心想弄死她吗？”因此，“我”被关押起来了。好多天后，“我”才获得自由。后来警察才知弄错了，他们把郑婷婷和朱丹丹当成同一个人了。
    两篇小说中都有“葫芦僧判葫芦案”之嫌，究其原因是人民警察没有牢固树立证据意识，没有经过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仅凭主观臆断便对他人采取强制措施，这不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与公安机关的宗旨相违背。小说中的人民警察没有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没有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没有严把证据关，严把法律关，更不用说文明执法了。这些警察的乱作为漠视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忽视了人民群众的呼声，伤害了老百姓的情感，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孙春平短篇小说《窝边草》（2011年11月23日第13版《光明日报》）中的人民警察也是如此，凭表象就认定魏小兔偷了郭老师家里的东西。派出所民警一见到郭老师，便问她丢东西没有？警察的问话具有暗示性、诱导性，与前面列举的文本中的警察类似，他们事先已作了“有罪”推论，言外之意是让郭老师举证魏小兔有偷窃行为。再看看凤鸣的短篇小说《看录像》（2011年第11期《作家》）中的李三刀组织几个男老师看录像，派出所知道了，竟要他们交罚款，真是荒唐可笑。姜翕芬“三农”系列第二部《留村察看》中公安局副局长形象糟糕透顶。
    ……，……
    综上所述，警察言行在作品中是失真的，警察形象是作者眼中是他者形象，正如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一样，遭到了歪曲、解构。要言之，当下，有相当大一部分文学作品中的警察形象系作家想像所为，这些警察不像警察，耍特权、滥用强制措施等，品德败坏，与现实格格不入。
    以上所言不是一个小问题，它关乎国家形象、民族精神，写下此文，旨在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当下文学作品中的涉警题材比比皆是，如何维护人民警察形象应提上议事日程。10年前，像著名公安作家王仲刚等有志之士向公安部建言，说荧屏上的公安题材影视剧泄露了侦破手段、宣扬暴力色情等，有关部门闻讯立马采取措施。如今，本人微弱的呼声能否引起有关部门的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