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甘肃省作协主席邵振国

    冬日暖阳自窗口照进甘肃省文学院简朴的办公室，整洁的桌边坐着邵振国先生。他神情面貌朴素，周身静静地散发着丰厚与华美的气息——“腹有诗书气自华”就是这样的意境吧！

    邵振国先生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为甘肃省作家协会主席、专业作家，文学创作一级。著有中短篇小说集《麦客》《祁连人》《日落复日出》，另有中篇小说新作《没有水、没有太阳》《麦色》《细雨草地》，长篇小说《月牙泉》等。短篇小说《麦客》曾获全国第七届优秀短篇小说奖、1984年《当代》文学奖、首届《小说月报》百花奖，长篇小说《月牙泉》获敦煌文艺奖一等奖等。而较之过去多年，就写作的成熟度及作品的产出，邵振国先生认为自己近几年的创作状态良好，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若有人兮》是其具有突破性的一部作品，在省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对未来的创作，他亦怀有充足的自信。

    对于当下甘肃的文学发展状况，邵振国先生亦是信心十足。他认为近年来的甘肃文学创作是“新时期”以来最好的时候，突出表现在创作队伍年轻而可观，作品频频见诸国家核心期刊，作家们均拼搏奋进，写作态势令人欣慰。就诗歌来说，历来强大的甘肃诗歌队伍愈加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盛景，老乡、古马、高凯、娜夜、牛庆国、人邻等诗人产量尤高。高凯的诗作采用朴素的、乡土味道的表达方式，又于朴素当中激情澎湃，意蕴浓厚。其新近出版的《红灯传奇》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叙事长诗，既有叙事及发展历程，又具有独立性很强的片断抒情诗特征结构。古马、牛庆国的诗作更多抒写西部，古典意味和地域特征非常突出。娜夜的诗汲取西方诗歌的学养较为明显，其诗作偏重于发掘人性较深的层面。人邻的诗歌特征突出地表现于非直白的书写，更富有艺术的抽象与象征性。

    面对诗歌的阵容和成就，邵振国先生说，事实上，甘肃文坛“体裁论”的态势已经发生了醒目的、令人叹为观止的变化。原因在于，全国核心文学刊物上出现了一批又一批质量优异的甘肃小说，譬如《西夏咒》《豺狗子》《两个人的车站》《羊群入城》《姓黄的河流》《河套平原》《怀雨人》《金枝夫人》等等，不可枚数。尤其叶舟、弋舟新作连篇，《大象的墓地》《年轻人》频频被文学选刊选载。它们放在全国小说的艺术质性水准上亦属于上乘佳作。另有新近出版的一批长篇力作，《白虎关》《1950年的婚事》《大学潜规则》《最后的穷人》等，这些作品把一支强悍有力、成果辉煌的青年作家队伍呈现于世人和读者的眼前，坚挺地站立在全国文坛前沿，他们就是雪漠、马步升、张存学、王新军、叶舟、弋舟、向春、史生荣等，他们的身姿面影，足以证明甘肃的小说无愧于中国当代文学。

    “眼下甘肃的文学创作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我以为它是一个在全国也有普遍性的问题，即缺乏对小说美学的‘理论认识’和自觉，还有待于探向小说地心的深处。而这个问题关乎着小说的力度、生命质性及拓展其更深广的艺术天地之可能性的问题。另一点是，除了严英秀、赵剑云等少数青年作家外，我们尚缺乏更多的青年作家向着全国文坛冲刺的能力和勇气，需要我们发掘和鼓励。”邵振国深思熟虑地说：“我们在基层发现了几位文学素质很好的青年作家，譬如龙巧玲、裕固族作家达隆东智，另有杨来江、朝歌（侯永刚）、涛声、毓新等等，都创作出了比较好的作品，但缺少我们的评论和鼓励。”

    如何促进甘肃文学创作的大繁荣、大发展，邵振国先生认为，首先应建设一支强有力的专业队伍，并着意于吸纳新生力量。就省作家协会来说，需要加强机制，将专业作家和业余作家组织运作起来，形成合力，开展活动，以利于作者创作与发表更多的优秀作品。

    而更为重要的是怎样生产时代精品。邵振国先生对此的理解是，这个主题主要牵涉这样两点：人的素质及机制的健全。倘若诉求于“时代精品”的话，那么这两点都有待于改善和提高。尤其后者，它是人的素质的相关要素。我们谈人的素质，人的思想、精神，人所处的文化层面，都离不开后者。人的素质，包括作品创作者的、作品接受者的，即普泛的国民素质，都决定着“时代精品”的程度。

    “人的素质，如果我们赋予它这种功能、属性，我要说的是，我们在这方面是有缺憾的，有许多文学自身的问题需要作家们研究思考，比如说我们是否真的具有‘思想’，我们的思想处在怎样的一个文化层面上，这个‘文化层面’的性质如何，它是不是具备‘先进性’‘时代性’，及这个时代应有的思想、精神的高度？”

    在中国文联第九次、中国作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的报告中说，广大文艺工作者“对国家和民族有担当奉献”。邵振国以为，这是我们的一种愿望、期盼，我们的确需要这种对国家和民族的“担当”，但更需要思考，我们的这种“担当”究竟做得怎样。我们创作出的真正“思想内涵丰富”的作品究竟有多少，思想深度有多深，能够真正达到对国家和民族有所担当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