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我们从来都不认识，但它一直跟我们一起活着。
                          ——题记
    当一个人爱上文字并义无反顾地跟文字打交道的时候，他已经认同了孤独，接受了孤独，事实上他也爱上了孤独。行为上的孤单，精神上的爱上孤独，是因为他的灵魂正在走向自由。
    拿起笔来写出一些表达自己内心的文字，写作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人体行为，但这种行为只是一种表象，这种表象的出现是因为一个人的心灵情感产生了冲动，这种冲动本身是一种欲望，是人的内心想表达的欲望，表达的对象或者客体就是开始活动、开始显现的情感本身。然而，情感或思想也不是目的，情感和思想的活动仍然有一个动因，那就是人的心灵的活动，这种心灵活动的本质是人的理性的思考和判断，是人对自己的情感和思想的梳理，分类，甄别和定性，这个过程包含着人的理性的一系列判断，如价值判断，道德判断，是非判断，善恶判断等，判断的结果是形成观念的定向，就是价值观定向，道德观定向，是非观定向，以及善恶观定向。
    以上这些判断和定向的活动过程，我们称之为人的“心动”过程，这个过程在人的创作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最终决定人的情感冲动和创作行动，但它们同样不是空穴来风，它们依然有产生的动力、来历和出处，这个过程的出现和完成依赖于人的感性活动，是人对世界，对对象，对自身的感知，通俗地说，无论人的思维系统有多么强大的处理能力，但它必须要有信息源给它提供亟待处理的信息，信息的源头是世界，是对象，是人自身。
    启动信息源开始运作的源动力就是“灵”，灵魂，灵性。
    客体和对象具有永恒的客观性特征，而“灵”自身，具有客观性和主观性的双重特征，它可以关注对象，也可以自我关注。当“灵”处于自我关注的时候，人就处于潜意识状态或者无意识状态，当“灵”处于关注对象的状态时，人就处于显意识状态或者有意识状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作家，一个诗人，他奋笔疾书的“行动”被他内心情感的冲动“支配”着，冲动的背后是他对对象和自身之间的价值观，道德观，是非观，善恶观高度一致和谐统一状态产生的“感动”，是主体“预设”观念和客体、对象的“虚拟”观念的高度和谐共振，这种感动又来源于“灵”作为主体对相对客体（世界）和绝对客体（自身）的显意识或有意识的活动，即“灵动”。
    “灵”处于生命的最底层，但涵盖了生命的全部过程，拥有生命的全部组件，它是生命的总体背景，多数时间里，“灵”处于黑暗之中，或者说，“灵”本身就是黑暗的，是一种黑暗的能量，当它被“激活”时，它就显现“灵光”，关照对象，也关照自己。我们能够感觉到“灵”的存在，并对我们的意识频频访问，并调动我们的有意识或者显意识，但我们永远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才能被“激活”，也不知道它是一直“活着”，还是临时被“激活”，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我们唯一能知道的是“它来了”或者“它来过了”，我们就称之为“灵感”，它真的“来了”，或者真的“来过”，只是停留的时间极其短暂。
    作家和诗人要表达的东西并非完全是他当下看到的和听到的。在一个人的“灵”中，世界和自身早就有了详尽的“预设”，他不得不表达出来的东西，是他的灵魂、灵性中的预设的东西和对象本身虚拟、显现的东西之间发生和谐共振的结果，相对来说，对象是不变的，山永远是山，不会变成水，但是，因为“灵”的极大的活性，它自己的预设却经常在改变，它就要在对象之上不断调整和自身相互和谐共振的属性。因此，同样是面对花这个极其平常的对象，杜甫有时候说“感时花溅泪”，有时候说“千朵万朵压枝低”；南唐后主李煜说“春花秋月何时了”，也说“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杨万里说“映日荷花别样红”；张若虚说“昨夜闲潭梦落花”；戴叔伦说“燕子不归春晚事，一汀烟花杏花寒”；元稹说“寂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刘禹锡说“紫陌红尘拂面来，天人不道看花回”；李商隐说“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这是一些完全不一样的花，它们的不一样，并不仅仅表现在品种和颜色的不同，而在于“灵”的主体性的“预设”和物的客体性的“虚拟”显示之间相互融合程度的不同，当主题的预设显现为“悲愁”的时候，“灵”的活动就在客体对象中寻求、选择与之相等的价值或者与之一致的道德。事实上，客体并没有发生变化，它不存在“悲愁”，也没有“欢喜”，真实的情况是，“灵”将对象或客体按照自己提前做好的“预设”在对象之上投射出“悲愁”或者“欢喜”的特性来，这个过程明显具有虚拟性。
    鲁迅生活在黑暗破败的时代，他的“灵”中预设了太多的黑暗和破败，他灵性中的世界并不美好也不完整，于是，他连正史和经典都不屑一顾，而情愿相信野史，情愿相信乡邦文约和私奩家箧。鲁迅文字的严厉、冷峻，便是很好的证据，因为他的严厉和冷峻代表的是对传统的排斥和拒绝，对现实又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的“灵”中有太多的“怨愤”预设，时代和现实给他的“灵”里植入了太多太重的恨，于是，鲁迅的文字就显得孤愤，冷峻。
    汉代，李陵投降匈奴，时事所逼，身不由己，司马迁为其上书辩护而获宫刑，现实在司马迁的“灵”中植入了小人物的不幸和统治者的不公的信息，并且很深刻。不幸值得同情，不公需要改变，所以，他一反传统和正统，在《史记》里为“小民”、“反民”和“侠客”立传，提前预设在“灵”中的信息在后期得到了很好的投射和显现。
    雨果生活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因其不彻底和不成功，贫民命运并没有得以改变，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到头来还是玩了一场“走马灯”的游戏，从而写出《悲惨世界》。茅盾生活在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处境最为严峻、最为黑暗的时期，因而他写出了《子夜》。在《团泊洼的秋天》里，我们看到了诗人郭小川在那个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非常时期”对生命的热爱和歌唱，因为在那个“非常时期”之前，植入郭小川“灵”中的生命和生活的“预设”是充满激情和希望的，所以，在那个人的情感和精神被侮辱被践踏的时期，他仍能保持旺盛的激情歌唱生命，歌唱爱情，歌唱生活。
    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任何一种外力能够强迫一个作家或一个诗人按当下限定的要求去写什么，去完成一篇“命题作文”。作家的写作活动是在“灵”的帮助下，将预设在生命中的信息在适宜的对象上虚拟、显现出来的过程，完全是人和对象的一种自发的互动过程。植入作家生命中的种种预设是不同的种子，“灵”是催生种子萌发的春雨春风，于是，梅花“香自苦寒来”，荷花开在“毕竟西湖六月中”，菊花则是“我花开后百花杀”。
    “文学是人学”的说法过于笼统。严格说来，文学是人的灵性之学。文学本身和现实并不具有共时效应，当下的东西并不完全具备文学性，当生活和人生成为“经历”并被深深植入“灵”的时候，它才具备了成为文学的条件和可能性，当生活和人生在我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闪现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正在以“回望”的方式关注生活和人生，我们的精神在这种“回望”中充分享受到了自由和快乐。尽管有时候作家可能想对当下的东西给予文学性的关注，但由于它们在作家的“灵”中并没有形成足够完整清晰的投射本体，作家总是很难抓住当下的东西的本质属性或者本质意义，看不清庐山的样子，“只缘身在此山中”，但只要走出庐山，站在更远处的一座山上再来回望，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庐山的样子，事实上，这种“走出来”的过程已经完成了一个时间上的演进过程和空间上的移位过程。文学和现实的不共时性，决定了文学的反思属性，我们迷失于当下，但我们可以通过文学在宁静中舒畅地“怀旧”，翻开任何一部世界名著，几乎莫不如此。
    我们的生命在不停地追逐，但我们的前方是一片黑暗，我们的理性在思索，我们的“灵”总会灵光乍现，给我们的生命照见一家可靠而温暖的“客店”，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灵才幸运地得到妥善安置。
    当你不是为人生在写作，也不是为生活在写作，而是在为生命的昔日恋情而感怀不已的话，请你对自己说一声：感谢你，灵！

    2011-8-14